孙玉良先生的“真理恒在论”是对的

孙玉良先生的“真理恒在论”是对的

王今朝

2025年7月31日，孙玉良先生于公众号“良评”发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玉良：真理就是真理，它一直都在》一文，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与学术争议。它基于其所命名的“真理恒在论”明白无误地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广被人们所接受的名言是“有理论裂痕的”。

孙玉良先生的“真理恒在论”是对的，是及时的。

第一，当我们去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是真理的时候，这个理论（或真理）确实需要先在那里。否则，就没有检验对象了。

第二，马克思主义承认真理的客观存在性，即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认识到何种程度，它都存在。客观存在先于意识、超越意识而存在。这是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易经》、《道德经》难道不是都承认真理存在吗？对于想要认识真理的人，处于认识真理的过程中的人，或讨论真理的人来说，真理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不管这些人是当权者、科学家还是普通老百姓，真理确实就在那里。不管他们是否认识到，是否承认，真理就在那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承认的。至于真理的条件性、相对性，与真理的客观存在无关。这是因为，只有真理先存在，才有认识它的可能，才有检验它的可能。客观存在的真理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真理，且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真理。只不过，有的真理所要求的条件很少，作为真理所适用的范围很大。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原理和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观点），作为真理，几乎是无条件的，适用于人类所有社会。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述是有一定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的。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当然是只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而不会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适用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在在一些国家也可能适用，但由于交通、通信和武器的发展，采用这一战略取得革命成功的难度是比较大了。

第三，就马克思极为强调的改造世界的目的而言，并不是真理检验重要，而是基于真理行动重要。马克思传入中国，被陈独秀、李大钊、毛主席视为真理。这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得到什么实践。难道非要实践检验之后认定为真理，才能采信马克思主义吗？当然不是。中国革命之推动，是由于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就准备拿它来改造中国。由此，我们看到，实践检验真理在有的情况下可能成为一种遁词，与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曲径通幽。此外，毛主席总结到，造反有理。要造反，要革命，就必然有牺牲。如果用有牺牲去检验造反、革命的真理性，就很有可能得出造反、革命是非真理的结论。然而，这种检验的动机和客观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否定造反、否定革命，就可能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永远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了。反过来，广大人民群众是不欢迎这种真理的检验方式、检验标准的。实践是多维的。不同人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上看待同一实践完全可能得出正好相反的结论。地主阶级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毛主席则说，农民运动好得很。当毛主席说农民运动好得很的时候，农民运动还远未得到充分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诸多领导人还没有关注农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运动好不好还主要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有待发展的实践问题。如果不承认农民运动好得很，农民运动就不可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发展，就不可能得到实践的充分验证。我们看到，在中国用中医对抗非典成功后，中医的科学性在很长的时间内依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大认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主流媒体很少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医。

第四，即使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只是《实践论》所论及的问题之一，而且绝非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不能得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结论。（1）一次实践往往得不出对一种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结果。比如，革命可能失败，如果用一次革命的失败来否定革命这个真理，就是谬误性检验。再如，用某些方法实现了经济发展，也不能由此认定这种方法就是真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提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反反复复的认识论，根本否定了基于某个实践或某个时期的实践必然得出真理的观点。那种认为一次实践就构成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请注意，毛主席写《实践论》时，距离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已经有12年了。在这十二年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湘江血战、遵义会议、与张国焘的斗争等等非常复杂的实践。与诸多人相比，毛主席确实表现为具有一种天才（离不开天生聪慧、勤劳工作、努力学习、待人平等，等等）。正是有了这种天才，他才领导中国革命在短短的12年时间里走过这么艰难卓绝的道路。这时，他很自然地就得到革命的实践检验了他的理论的真理性的结论，并且令全党信服。这也就表明，当其他人讲实践检验真理的时候，他或他们所讲的与毛主席所讲的可能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黑格尔说，“对于同一句格言，出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与出自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之口，其内涵是不同的。”（2）检验真理不仅需要标准，还需要主体，即真理的检验具有主体依赖性。如前所述，让地主阶级去检验农民运动的真理性，恐怕只能得出否定性的结论。除了阶级立场影响真理检验的结果，认识水平也会影响真理检验的结果。让西医去检验中医的真理性，让一些不懂中医的干部去管理中医，就可能会对中医产生毁灭性的结论。（3）某个主体用实践去检验某个理论的真理性的时候，离不开指标。这就涉及到指标选择的科学性问题。如果指标选择是非科学的，某个主体用这些指标替代实践去检验某个理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今天中国许多单位开始用所谓的KPI进行管理。可是，今天中国乃至世界所用的诸多指标体系都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阻碍真正进步的。这是因为真正的创新总是由少数人做出，而KPI指标必然是面向大众的某种设计。中国封建社会也采用了某种KPI来管理官员，结果使得官场投机日盛。中国则在近期暴露出许多学者严重指标造假。

第五，马克思主义是高度强调理论的，而某些理论的真理性已经无需检验了，因为历史就已经给了我们很大智慧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思维，使得它支配了许多人的思想，支配了很多人的生活。比如，中国一度形成了以GDP 论英雄的官场哲学。在中国某些地方，有钱即真理的货币拜物教极其盛行。考虑到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孙玉良先生提出的真理恒在论对于克服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是非常有益的。既然真理恒在，我们就要敬畏真理，就不能肆意妄为（对资本来说，就是不能无序扩张；对于官员来说，就是不能搞贪污腐败，要有好的政绩观；对于学者和教育学术管理者来说，要按教育规律、科研规律办事），也就是要按规律办事。中国古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就是真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很少讲真理了，连马克思主义也一度被边缘化了。改革开放三四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列宁、斯大林、毛主席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性。习总书记鲜明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待检验的真理，而是经历了极长时间检验极多次数检验的真理。中国人现在需要的做的已经主要不再是去检验它，而是去拥抱它，去应用它，并在应用的过程中发展它。只有这样，才是中华民族之福！

第六，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实践检验真理的范式是，自己提出一种理论，然后拿数据去计量它，检验它。可是，一方面，许多学者、学子提出的理论根本谈不上是一种理论，最多是一种统计规律。另一方面，即使他们提出的理论算是一种理论，他们得出的计量结论也是常常自己都不信的。因为他们迫于实证主义的压迫，不这样写文章，就不能发表，就不能通过论文答辩。有学术界的干部提出，现在，中国经济学顶流杂志刊登了那么多文章，有多少能够进入到教科书呢？

第七，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一度被边缘化了。如果真正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已经得到充分的检验，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应该被边缘化。那么，马克思主义一度在社会主义中国被边缘化，又意味着我们过去是怎样对待实践和真理呢？这岂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吗？

第八，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将西方经济学大肆传入中国。西方经济学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吗？至少，它们没有经过中国的实践检验。现在，中国提出了构建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并且取得很大进展。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中国本来是不应该那样大规模输入西方经济学的，而大规模输入西方经济学是否成为了一种学术上的大折腾呢？中国学者的主流一度是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后来又一度沉迷计量经济学，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则开始意识到理论、真理的重要了。这就回到正确的轨道了。

（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解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等）